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！吾作此书时，尚是世中一人；汝看此书时，吾已成为阴间一鬼。吾作此书，泪珠和笔墨齐下，不能竟书而欲搁笔，又恐汝不察吾衷，谓吾忍舍汝而死，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，故遂忍悲为汝言之。

吾至爱汝，即此爱汝一念，使吾勇于就死也。吾自遇汝以来，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；然遍地腥云，满街狼犬，称心快意，几家能彀？司马青衫，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。语云：仁者"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"。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顾汝也。汝体吾此心，于啼泣之余，亦以天下人为念，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，为天下人谋永福也。汝其勿悲！

汝忆否？四五年前某夕，吾尝语曰："与使吾先死也，无宁汝先我而死。"汝初闻言而怒，后经吾婉解，虽不谓吾言为是，而亦无词相答。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，必不能禁失吾之悲，吾先死，留苦与汝，吾心不忍，故宁请汝先死，吾担悲也。嗟夫！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？吾真真不能忘汝也！

回忆后街之屋，入门穿廊，过前后厅，又三四折，有小厅，厅旁一室，为吾与汝双栖之所。初婚三四个月，适冬之望日前后，窗外疏梅筛月影，依稀掩映；吾与汝并肩携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语？何情不诉？及今思之，空余泪痕。

又回忆六七年前，吾之逃家复归也，汝泣告我："望今后有远行，必以告妾，妾愿随君行。"吾亦既许汝矣。前十余日回家，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，及与汝相对，又不能启口，且以汝之有身也，更恐不胜悲，故惟日日呼酒买醉。嗟夫！当时余心之悲，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。

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，第以今日事势观之，天灾可以死，盗贼可以死，瓜分之日可以死，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，吾辈处今日之中国，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。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，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，吾能之乎？抑汝能之乎？即可不死，而离散不相见，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，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？则较死为苦也，将奈之何？

今日吾与汝幸双健。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，不可数计，钟情如我辈者，能忍之乎？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。吾今死无余憾，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。依新已五岁，转眼成人，汝其善抚之，使之肖我。汝腹中之物，吾疑其女也，女必像汝，吾心甚慰。或又是男，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，则吾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。幸甚，幸甚！

吾家后日当甚贫，贫无所苦，清静过日而已。吾今与汝无言矣。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，当哭相和也。吾平日不信有鬼，今则又望其真有。今是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，吾亦望其言是实，则吾之死，吾灵尚依依旁汝也，汝不必以无侣悲。

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，是吾不是处；然语之，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。吾牺牲百死而不辞，而使汝担忧，的的非吾所忍。吾爱汝至，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。汝幸而偶我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！吾幸而得汝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！卒不忍独善其身。嗟夫！巾短情长，所未尽者，尚有万千，汝可以模拟得之。吾今不能见汝矣！汝不能舍吾，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？一恸。

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，意洞手书。

家中诸母皆通文，有不解处，望请其指教，当尽吾意为幸。

1911年4月24日，广州黄花岗起义前三天，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写下了这封流传后世的《与妻书》。当时，这位24岁的青年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。

林觉民，字意洞，1887年出生于福建闽县（今福州）。他少年时即接受民主革命思想，推崇自由平等学说。1907年，林觉民留学日本，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，积极参与反清革命活动。

1911年初，孙中山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，林觉民奉命回国筹备。起义原定4月13日发动，但因种种原因推迟至4月27日。在起义前三天，林觉民回到香港，面对生死未卜的起义，他彻夜难眠，写下了给父亲和妻子的绝笔信。

4月27日下午5时30分，黄花岗起义爆发。林觉民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，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，受伤被俘。面对审讯，他慷慨陈词，宣传革命思想，最终从容就义，年仅24岁。

《与妻书》是林觉民在起义前写给妻子陈意映的绝笔信。信中既有对妻子的深情厚意，更有"为天下人谋永福"的革命豪情。这封信后来由革命党人辗转送达陈意映手中，当时她已怀孕八月，读后悲痛欲绝，两年后郁郁而终。

一、私情与公义的艰难抉择

《与妻书》最震撼人心之处，在于它将个人私情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林觉民深爱妻子，他们在1905年结婚，虽然是包办婚姻，却情投意合、恩爱有加。信中回忆的"窗外疏梅筛月影，依稀掩映；吾与汝并肩携手，低低切切"正是他们幸福婚姻的真实写照。

然而，面对"遍地腥云，满街狼犬"的黑暗现实，林觉民清醒地认识到，"吾辈处今日之中国，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"。这种清醒带来的不是逃避，而是"勇于就死"的决心。他将对妻子的爱扩展为"助天下人爱其所爱"的大爱，这种情感的升华，正是中华民族"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"传统美德的体现。

二、文言文中的现代爱情观

在传统中国社会，夫妻情感很少被公开表达，尤其是以如此真挚热烈的方式。林觉民在信中不仅坦承"吾至爱汝"，更展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夫妻关系。他回忆妻子曾说"望今后有远行，必以告妾，妾愿随君行"，并承诺"吾亦既许汝矣"。这种相互尊重、彼此扶持的关系，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。

信中还有一段特别动人的对话：林觉民曾对妻子说，希望她先死，由自己承担丧偶之痛。这种看似"无情"的提议，实则包含着最深沉的爱意——因为"以汝之弱，必不能禁失吾之悲"。这种超越生死、为对方着想的情感，已经接近现代爱情的最高境界。

三、革命者的柔情与决绝

林觉民在信中展现了革命者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。他坦承自己"泪珠和笔墨齐下，不能竟书而欲搁笔"，也承认"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，是吾不是处"。这种矛盾心理，恰恰反映了革命者也是普通人，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和弱点。

然而，柔情并未消解他的革命意志。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他选择了"率性就死不顾汝"。这种选择不是对爱情的背叛，而是对爱情的升华——"汝幸而偶我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！吾幸而得汝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！"两个"幸"与两个"不幸"的对比，道尽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。

四、跨越百年的精神遗产

《与妻书》写于1911年，至今已逾百年。但每当我们重读这封信，依然会被深深震撼。它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，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情感的永恒主题：爱与死、私与公、小我与大我。

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，《与妻书》提醒我们，除了个人幸福，还有更高的价值值得追求。林觉民和他的同志们，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"为天下人谋永福"。这种精神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，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信的最后，林觉民写道："吾今不能见汝矣！汝不能舍吾，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？"这深情的呼唤，仿佛穿越百年时空，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。这不仅仅是林觉民对妻子的告别，更是一代革命者对后人的嘱托：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继续为"天下人谋永福"的事业而奋斗。